文 | 杨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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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美术学院摄影系背景的老师，我在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给本科生讲授两门课程，一门是选修课“摄影基础”，一门是广告学系核心课“广告摄影”。另外还给硕士研究生讲授“视觉传播理论”。

在16年的教学经历中，早年我还是按照传统的摄影教育体系和思路来上课。很多学生也是传统的摄影发烧友，喜欢单反，顶级追求是莱卡相机。他们处于80后的年龄段，和70后的我在审美情趣、价值观方面比较相似。然而，现在学生的年龄越来越小，从90后到95后，再到00后，几乎是五年一代，五年一个面貌了。我发现，一方面是他们对器材的专业性越来越冷感，另一个方面是他们对摄影史流传下来的摄影作品也是冷感的。我在课堂上给他们讲解摄影史经典作品时候，哪怕是当时非常先锋前卫的作品，也无法激发他们的欣赏兴趣。我慢慢意识到，摄影教学需要变化，需要与时俱进。

我熟悉的影像评论家、哲学家，比如约翰·伯格、桑塔格、本雅明、鲍德里亚等等，他们大都把摄影看得很严肃很高级，很有仪式感，对摄影的纪录、占有、在场、刺点、介入、凝视等论述，在当下看来似乎都变得有点惺惺作态，煞有介事。当下很多摄影理论家也对“图像时代”手足无措，要么觉得它们的影像是粗制滥造的“生产狂欢”，要么就觉得这些图像没有任何意义但却混在所谓的“记录当下”里面。

早期，我给学生讲摄影大师的作品，还是属于视觉文本的分析，而现在教的学生们面对图像，则完全是一种对话、互动的语言机制。现在社交网络成为图像生产和传播的主流媒介，作为网络原住民的90后，社交媒体对他们来说是如呼吸一样自在自然的存在。虽然智能手机对摄影的冲击显而易见，但图像剧变的核心因素却是社交网络。这些网络原住民们在交流的时候，经常会用照片、表情、视频等多种图像形式来取代文字表达。图像就是一种语言，甚至有很多口水。

我把以社交网络方式获得，或在此传播的影像，称之为“社交摄影” (Social Network Photography)。这个界定包括使用社交网络生产出来的照片，及上传到社交网络上分享的照片；同时涵盖了大众摄影(Domestic Photography)、专业摄影，乃至当代艺术的范畴。而研究社交摄影的一个核心目的是分析其用户的图像行为，图像是怎么被建构起来的，用户如何选择想要传播的图像？（图像）分享的决心如何控制（图像）生产的欲望？

同时，我对摄影教学也做出了一些创新式摸索，将社交网络图像行为的工作方式引入两门摄影课程当中。“一个核心、两个坚持”。以“学生作业为创新教学互动”的核心，坚持摄影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坚持摄影不是简单的相机摄影手机摄影而是社交网络摄影，从而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式摄影教育的实践。无论是教学的创新、学生的反馈、学院的评价以及业界的交流，都获得了不错的效果。

“摄影基础”课程最后一个创作性的大作业，我设计了一个关于人像摄影的社交摄影项目。这个项目有160 多个学生参与，要求学生通过线上社交的方式，寻找人像摄影模特，并在线下进行拍摄。拍摄对象是存在于线上社会(cyber space)的完全的陌生人，学生们通过社交网络找到他们，然后说服他们接受人像拍摄。学生们通过这个作业，也创造了更多的社会关系，因为他们认识了新的朋友，并且为这些新朋友生产影像。我最终的成绩评定是看我的学生是否将拍摄对象拍得非常真实、自然而有冲击力。

我还给学生布置过一次网络自拍的作业，题目就叫做“点赞点不破的白日梦”。要求学生将自己最大的幻想用自拍的方式表达出来，比如未来的贵妇生活、一个旷世明星、一个游荡的背包客或者成为虚拟偶像“初音未来”的男朋友……总之，这是一个“人设”游戏。学生们按照幻想的最大可能打扮自己、自拍、然后将照片放到朋友圈，获得点赞和评论最多的将是成绩最优者。学生们可以拉票、刷量、分组。

另一个大作业是让学生自由发挥，拍什么都可以，但唯一一个要求就是，必须在拍摄中使用社交网络，将社交网络作为建构作品无法绕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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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 19疫情给生活、教学和摄影都带来全方位的冲击。在西方世界第一波高峰的时候，很多重要的美术馆、艺术期刊或者摄影研究中心都鼓励全球摄影师来纪录疫情下的人类和生活。社交媒体巨头Instagram甚至发起了专门的项目，来参与这次疫情的数字影像档案。当然，我也被邀请参与了其中一些项目。

文章来源：《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网址: http://www.ddjysjyjxyjzz.cn/zonghexinwen/2020/0901/4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