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当代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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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在线投稿】栏目：综合新闻时间：2021-03-01

10月13日，《这就是中国》节目推出了一期讨论——新的思想解放。

对于当下社会的发展与开放程度、人民的受教育与认知程度，“思想解放”这样的词显得落伍、生硬、乏味，被视为百年动荡时期的历史遗物，看起来与当代博闻强识的青年、富足文明的城市格格不入，但换一个词人们大概就会对此生出一点兴趣——新时代的思想启蒙。

西方世界通过思想启蒙迎来腾飞，而我们在腾飞过程中实现了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

在20这个特殊的年份，人们如梦方醒地意识到了这场浩大的、全民性的、历史性的时代变革已悄然发生，而事实上，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在13年就曾深刻辨析过中国的第三次思想启蒙，他所论述的社会转变和思想转变正在七年后的当下一一应验。

中国的两次旧思想启蒙

邓晓芒教授从中国百年动荡中总结出两次思想启蒙，第一次是54运动，为中国跨越旧时代提供了革命思想源泉；第二次是十年动荡后的的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历史性纠偏，避免中国走向当时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血腥屠戮或乱战、解体的悲剧命运，步入平稳发展期。

这两次思潮有很多共性——都发生在中国社会生死存亡、亟待变革的时期；都由文化或政治精英领导，最终演变成了造神模式；都迅猛狂卷，也都惨淡消亡；都未能真正掀起彻底的思想变革；整个启蒙过程都贯穿着政治，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两次思想解放的不同之处在于54运动转变成了救亡图存运动，最终在动荡中告负；思想解放运动则成功了一半，破除了民粹思想，但没能给国家指引一条光明的发展之路。

思想启蒙失败的原因

欧洲的启蒙运动成功了，但中国的前两次思想启蒙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邓晓芒教授认为是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都未成熟。真正的思想启蒙需要在稳定的社会和人群中发生，但中国的两次思想革命都不在这个范畴。

从时机看，当时的中国要么处于危亡之际，要么急求发展，人们注定要在战乱、生存和无休止的工作中挣扎，没有精力和条件去深入思考理论问题，无法形成思想开花的土壤。

从人群看，每次指引启蒙运动的都是精英人群，他们大都崇拜西方，过于理想化，高高在上，脱离劳苦群众，没有总结出一套真正适用于自己的时代和人民的思想，反而为了发展群众基础大声疾呼、谄媚民众，最终演变成了民粹思潮。

从适配性来看，中国的两次启蒙思想都是西方世界的舶来品，被拿到这片土地上生搬硬套，无法实现融会贯通。种种条件都不合时宜，注定两次思想启蒙都不会成功。

邓晓芒的启蒙哲学

邓晓芒教授认为，西方启蒙运动代表康德将启蒙定性为民众思想觉醒，自我理性提升，简而言之就是开民智。但显然中国的两次启蒙都是精英独角戏，民众扮演了乌合之众的配角，完全主次颠倒。

以破除封建迷信和教条主义为目的出发，最终却走上了造神与民粹之路，本末倒置。

而每次变革又只效忠于权利，对于人性的自我认知和思考没有促进作用，“开民智”反而变成了“闭塞民治”，没能改变中国社会的传统，没能改变中国人的小农生活，没能实现真正的启蒙意义。

西方的思想启蒙不顺应主流意识形态，是个性解放、个人思想独立的过程。那些思想最初引进中国时，催生了一批先进青年，他们反叛旧式婚恋观和旧式体制，追求自我实现，渴望平等新世界。

但这种思潮在儒墨道法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是无根之萍，渐渐被功利和时代造就的激愤浸染，最终失去原色，从矫正主流走向了混乱无果的叛逆。

先知先觉的哲学家给世人的告诫

上世纪末，中国经济和技术快速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富足，新旧思想与中西理论大幅度融合、推新，民众不再受精英左右，自身爆发出了强烈的思变渴望，可谓凑齐了启蒙运动必备的天时、地利、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