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讨论“共同体”问题形成了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派系。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但是没有意识到共同体的困境根源在于市民社会中“原子式”的个人无法联结成真正的共同体，即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第一，当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共同体赖以维系的条件或者说共同体存在的目的的看法是与传统的政治哲学不同的。从古希腊开始的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家都将政治放到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认为共同体的维系除了迫于生存压力或者说因为利益需要，还有更高的目的。而当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种更高的善是持否定态度的。尽管一些社会学家也提出了共同体的存在不必有更高的善，而仅依靠利益就能维系，但是意大利哲学家讨论共同体目的的方式是不同的，他们并不认为利益是维系共同体的根本。他们都同意共同的善是虚假的，尽管他们理解的共同体赖以维系的东西各不相同。阿甘本认为这种更高的善是一种伪装，隐藏在这种伪装之下的是赤裸生命，共同体真正赖以维系的是一种包含性排斥结构。而埃斯波西托认为，共同体的维系依靠的是责任，一种与外部世界隔离开的内部责任。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关于共同体的思想都看到了人们需要依靠一个分隔去区分内外，然后通过外部性去想象和确认内部性。对于奈格里和哈特来说，共同体维系依靠一种共同性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大众的集合是一个被现代政治抛弃的被动的共同体。

第二，政治哲学的、社会学的共同体理论都认为共同体必须对应一个实体，而当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共同体并不具备一个实体。当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对共同体的另一基本问题，个体与总体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个体与总体的关系并不必然是矛盾的。是否具备实体的问题与个体和总体关系问题是息息相关的，恰恰是因为政治哲学的和社会学的共同体总是与某一历史时期的共同体概念具体地联系着，总是对应某一个实体，或者个体与总体在实践中总是存在着必然的矛盾。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则不同，他们关于共同体的思想不是对应现实的某种共同体，而是面对未来的新的可能。

阿甘本强调共同体成员的独特性，他强调人们只有携手创造一种新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成员之间没有内外之分，也不存在认同和身份，彼此不存在包含性排斥结构。奈格里也强调共同体成员的独特性，希望在多样性的大众中实现共同体生产。埃斯波西托则强调人们不能总是将预设性的异质性危险排除出共同体，而应该让共同体尽可能接纳异质性的成员，正如人们也是在病毒中获得免疫功能一样，共同体在这种免疫系统中会越来越大，而不是尽可能地将所有危险和异质性的成员提前杀死。总而言之，他们都强调共同体要承认和接纳其成员的多样性。

第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在生命政治的角度批判旧有共同体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真正的共同体观。但是他们各自实现共同体的方式是不同的。阿甘本把资本主义社会描述为景观社会，他希望通过潜能实现形式与生命不可分离的共同体。哈特和奈格里则把资产阶级共同体称为帝国，他们希望通过“出走”实现新的共同体。埃斯波西托则希望通过免疫破除死亡的生命政治。

哈特和奈格里希望大众通过扩大共同性，通过增加主体意识，实现对帝国的反抗。埃斯波西托如何将免疫与共同体联系起来呢？首先，免疫与共同体的词根都是mumus，也就是责任。埃斯波西托首先通过词源学将二者联系起来。其次，免疫不仅是在个人的层面来谈的，也是共同体的。同时免疫是个体与共同体的中介，是保持共同体平衡与稳定的调节器。另外，免疫是共同体的保护机制，也是共同体的建构机制。最后，共同体与免疫系统一样，都需要构建或者想象一个外部性，来形成自己的内部性。而阿甘本则是通过潜能去实现形式与生命不可分离的共同体。这种潜能并非做什么的能力，而是不去做的能力。

总的来说，埃斯波西托的共同体理论受到德里达、哈拉维的影响，将免疫理论与共同体理论相联系，为生命政治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方向。但是他仍然需要回应的是，人们在何种程度上进行吸纳和适应相异的他者是安全的。或者说，需不需要一个标准去衡量相异事物的威胁指数，在威胁指数一定范围内接纳，才不会导致没有等到免疫系统发生作用已经被外来威胁杀死的情况。比如在新冠病毒这样威胁巨大的他者面前，人们该如何是好？

文章来源：《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网址: http://www.ddjysjyjxyjzz.cn/zonghexinwen/2021/0301/6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