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俞栋

金石学是考古学的前身，它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由于其对研究者的学问与素养要求极高，故历来金文研究属于小众领域。自清代碑学兴起以来，虽涌现出不少篆隶大家，如伊秉绶、邓石如、吴让之、杨沂孙、赵之谦、吴大澂、吴昌硕、罗振玉等，但这其中真正推动金文发展且得到世人认可的书家并不多，惟有吴昌硕、罗振玉和蒋维崧等三人。蒋维崧也是当代山东书法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有意思的是，他与山东另一位书坛领军人物魏启后一样，亦与银行有着不解之缘。作为同一区域的书法领军人物皆出自银行系统，这种现象估计在全国书坛也是绝无仅有的。

蒋维崧（1915年—2006年），字峻斋，江苏武进人（今属常州市武进区），系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者、书法家、篆刻家，于古汉语、文字学、训沽学、金石学、书法史等方面均有不俗造诣和建树。生前曾任中央大学助教、广西大学讲师、山东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山东省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委员、《汉语大词典》副主编、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评审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西冷印社顾问等职；有《蒋维崧印存》《蒋维崧临商周金文》《蒋维崧书迹》《蒋维崧书法集》《中国近现代书法家作品集——蒋维崧》传世，并著有《中央大学历史系所藏甲骨文字》《汉字浅说》，编撰《学习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在汉语言文字学方面影响巨大、声誉卓著，以至其书名、印名被文学之盛光所掩。

蒋维崧生于江苏常州一个书香门第，其曾祖父蒋日豫为当地著名学者，精通书法篆刻，家中多藏古籍、字画。这使年幼的蒋维崧得到了良好的文艺熏陶，并逐步对文学、历史、金石、书画产生了浓厚兴趣。1934年，他被保送入中央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习。当时的中央大学正值鼎盛时期，学风醇厚、崇尚经典，师生都十分重视传统语言文学，并汇聚了黄侃、吴梅、汪东、汪辟疆、胡小石等一众名师。受此影响，蒋维崧就学期间在《说文》《尔雅》《广韵》及《甲骨文》《书法史》《文学史》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既奠定了坚实的语言文字基础，又进一步激发了对书法、篆刻艺术的兴趣。大三时，他选修了当时在艺术系任教的著名词人、篆刻家乔大壮先生主讲的《篆刻》《书法》两门课，并得其赏识而成为入室弟子，跟随乔先生学习书法篆刻。由于早年功底扎实，蒋维菘一经乔先生指点便突飞猛进，不久便成了乔先生最得意的弟子。也是在大学期间，蒋维菘经乔先生介绍开始向沈尹默先生学习书法。

厚德载物

海明先见日，江白迥闻风

唐韦应物诗《酬柳郎中春日归扬州南郭见别之作》

1938年，中央大学毕业后，蒋维菘先后在重庆高等工业职业学校、中央大学和广西大学等高校担任助教和讲师。但当时正值抗战期间，百业凋敝、谋生维艰，为了照顾远在上海沦陷区的家庭之生计，蒋维崧只好从高校转到银行，进入了当时在昆明的中央银行工作。建国后，由于他的业务能力出色，故得以留用，转入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工作。加之他文化程度高、为人正派，所以被重用，从事组织人事工作。而银行人事工作的档案管理、干部考察、组织协调等工作中所需要的严谨、平和、公道等职业要求，也深深地影响了蒋维崧的治学态度和从艺风格。

蒋维崧对当代书法影响最大、贡献最显著的无疑是其金文书法。观其书作，无论是丰富的笔墨、生动的结体，还是作品中洋溢着的那股高古而不失清新、古朴而又显雅致的气息，都远胜当代乃至超越了前人。尤其是后来大量简牍帛书的出土极大地激发了蒋维崧新的创作灵感，他凭借深厚的学问和革新的勇气积极探索、锐意创新：在字体上，大胆整合金文、楚简及其他战国文字，形成了独有的“古文字”；在结体上，则将金文的“长”“圆”与楚简的“扁”“方”和谐地融为一体，大小参差，错落有致，朴拙天真；在线条上，一改金文书法常见的丰腴和强烈的粗细对比，既富张力又显细腻；在用笔上，强调删繁就简，方笔渐多，浓华渐减，在腴润中略趋瘦硬，在整饬中力求自然率真；在书写内容上，多择《楚辞》《老子》《论语》等先秦文献中的名句，从而自形式到内涵都发生质变，最终形成了一种返璞归真、古意盎然、彰显学养的全新的金文书法创作范式。记得，他在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我们这个时代，见到的材料是空前的，应该有一个人利用这些材料写出一些在这个时代才能出现的一种金文。在这方面，我要是不努力的话，对不起这个时代。”可见他对书法艺术和这个时代的担当意识与历史使命感。这也与当下那些以“名”为重，以“利”为先的伪大师拉开了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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