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彩娥
卧一泓清波于灶头,滋养屋檐下的苍生。矮小敦实的水缸,以泥土的另一种形式,续接大地,贯通水井,把生命的泉,接进千家万户的日子,蓄养大地上的生机和繁荣。
与一日三餐的距离最近,水缸理所当然是锅灶的芳邻。灶台边门侧旁的角落里,安放着它的一生。
水缸也是离日子的起始点和母亲最近的物件。每天天刚蒙蒙亮,天幕上尚闪射着星子的清光,母亲的葫芦瓢就探进水缸。葫芦瓢在水面轻荡几下,荡开尘埃,冷不丁扎个猛子,又抬头跃起。母亲把葫芦瓢一扬一翻转,一练清透的飞瀑,哗啦啦跃进大锅。风箱呼嗒呼嗒拉起来,橘红的火苗舔着锅底,烧煮着粗茶淡饭,映出一个凡常日子的宁馨。
我凌晨的梦里,有很多关于母亲和水缸的声音。霍霍霍,刀在缸沿上匆匆蹭三五下,菜刀就“快”了,缸沿是母亲最顺手的磨刀石。哗啦哗啦一瓢接一瓢地往大盆舀水,那是母亲在清缸。每隔三天,母亲就要清洗一遍水缸。她一边舀水,一边轻轻扳斜水缸,身子慢慢探进去。水瓢碰撞、刮擦着水缸,重浊钝厚的声音,像母亲低沉的吟唱。直到缸里剩下两瓢水,母亲操起一个新饭帚,来来回回刷洗缸壁缸底,把水垢和尘垢刷掉。脏水清出,舀回两瓢清水,再刷一遍,最后再冲洗一遍,母亲才安心。作为生命之源的水缸,一定要清洁干净,要澄澈和丰盈。农家的日子可以粗糙,可以简省,但必须洁净。
门外传来担杖吱扭吱扭的轻唱,沉重的脚步声在朦胧的晨光中明晰起来。每天一大早,父亲就去村东头的水井连挑三担水。不管多忙多累,挑水是农家人开门的第一件事。水缸里满水,粮缸里有余粮,红皮的旧桐木箱里有应急的小钱,日子才过得靠谱,心里才有底气,腰背才挺得直。
担杖在父亲的肩头颤颤悠悠,两只沉重的水桶也颤颤悠悠,水面映着晨光,显出清寒的模样。前桶入门,母亲赶忙掀开高粱杆的水缸盖。父亲并不卸担子,一手按住担杖,一手托起前桶,轻掀桶底。桶顺势倚到缸沿上,一倾斜,哗——水龙窜跳着跃进水缸,缸里旋转着水涡,激溅着白亮亮的水花。此间后桶落地,担杖横斜侧立。父亲反身提起后桶,另只手一抬一锨桶底,水转瞬入缸。一连串的动作沉稳流畅,一气呵成,衬出铁色的父亲从容自信、刚毅勇武的气度。空桶刚一着地,父亲又捞起担杖勾连起两只桶去挑水了。生铁的链索、洋铁皮水桶摇摆晃荡、摩擦碰撞,发出咔哒咔哒、吱吱咯咯的响声,大街上回荡着农家版的交响乐。
三担水入缸。父亲抹把汗,又挥舞着大扫帚,扫掠院里掉落的干草和落叶。挑水、扫院,是父亲一天劳作的热身运动。此时灶火已落下,腾腾的蒸汽充满了小屋,弥漫着朴质的五谷香。我们七手八脚,摆桌凳草墩,端碗盛饭。待父亲放下扫帚,一家人围桌而坐。手里的粗瓷大碗,漾着井水的清甜,生长着生命的葳蕤和喜悦。
水缸是给养,也是冥冥中的感召和某种唤醒的力量。一天清晨,朦胧中,大哥的血脉突然紧了一阵,似有热浪滚过。他一下子醒过来,先父亲一步骨碌爬起,翻身下炕。身形单薄、肩头尚嫩的大哥凝望了一眼灶台边角的水缸,郑重地取下院墙上挂着的担杖,平生第一次最早打开家门,吱扭吱扭挑水去了。
十三四岁的小子,要走近水缸,需要走过一段艰难的路途。起初,大哥只能挑少半担水,但腰背还是给压得挺不直,担杖还是烧灼着皮肉。跟所有刚练习挑水的人一样,他双手托住担杖,试图给肩膀减轻一点重负。他弓腰曲背、歪歪扭扭、踉踉跄跄,走一气歇一气,不知走了多久才走近水缸。水缸贪馋地哗啦哗啦几口把半担水吞下肚去,幽幽注视着大哥手中的担杖。摸摸红肿的肩头,咬咬牙,大哥再次踏上去水井的路。这一回,他想挑整担水。水桶随着他的步子狠劲晃荡,大朵大朵的水花泼溅在路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摸进家门,大哥颓然发现,他挑回的还是半桶水……一天天,一月月,大哥锲而不舍,练习挑水。他终于学会了用巧劲走路,学会了换肩,他的步子渐渐接近父亲的沉稳,而又有着父亲没有的轻巧。水桶里的水渐渐满上来。他身上潜隐的铁质显现出来,他有点像我们的父亲了。拿得起担杖、挑得满水缸的大哥,在水井与水缸之间,完成了他的成人礼。这时候他不过十五六岁,农家的孩子,成人总是要快一些的。母亲抚着他硬实了的肩膊,红了眼圈。父亲不作声。他从不作声,他知道,一把锄头、一口水缸,就是父亲给予儿子最好的教育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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